文\刘焕性

▲厉以宁

厉以宁的读书涉及古今中外，治学横跨经济、历史、地理和文学等多个领域，用厉以宁夫人何玉春的话来说：厉以宁无时不看书、无日不写书。厉以宁不仅对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反复阅读，而且还善读无字之书，走访调研了国内外很多厂矿、农庄、集市和智库，对文本知识和实践状况了然于胸。厉以宁认为读书是一个自我形塑、自我改变、自我升华的过程，它不仅与独立思考相连接，还与思维创新相促进。算上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8年，厉以宁用心读过的书早已过万册，写下的读书笔记装了30多箱，调研和考察经行的路足以绕地球三周以上，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厉以宁酷爱读书。小学时代他就能对《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和《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倒背如流。中学阶段的厉以宁对文学非常痴迷，从古籍诗词到时兴小说、杂文，均有涉猎。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还曾用“山外山”的笔名创作了几篇短篇小说，小说在校报发表后让厉以宁很是兴奋，也成为他此后笔耕不辍的奠基和原动力。

抗战胜利后，厉以宁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书。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当地一家化工厂参观，庞大的厂区和轰鸣的机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厉以宁暗下决心要成为化学工程师，践行科学救国的愿望。1949年2月，厉以宁被免试推荐到金陵大学，他选择了自己向往已久的化工系。新中国成立后，19岁的厉以宁加入经济社会建设大潮，前往湖南沅陵开始了最初的职业生涯———县教育用品消费合作社会计。他很快便熟悉了会计工作，并将工作干得风生水起、有条不紊。一个偶然的机会，厉以宁得知昔日中学好友赵辉杰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便也萌发了去北京大学读书的愿望，于是就委托赵辉杰帮他报名参加入学考试。赵辉杰了解厉以宁在文学方面的专长，结合当时社会对人才的需要以及他的会计工作经历，便替他做主填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2005年12月3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庆祝厉以宁教授从教50周年座谈会上，他深有感触地回忆这件事道：“我越来越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北京大学经济系对我一生都产生着深刻影响。”

1951年7月，厉以宁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段求学生涯。当时在经济学系，开设的主要课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厉以宁忘我地沉浸在经济学的知识海洋，对陈岱孙、徐毓枬两位教授开设的《经济学说史》和罗志如教授开设的《国民经济计划》课程尤其印象深刻。为了吃透纷繁复杂的经济学理论流派，厉以宁将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理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等授课内容编织成提纲，辅以参阅《大英百科全书》中的条目来融会贯通。为此，他成了去学校图书馆最勤、时间也最长的几个学生之一，一下课就扎进图书馆，全神贯注、手不释卷。期间，在图书馆副馆长梁思庄的悉心指导下，他学会了如何查找和阅读西方文献、如何使用工具书，这项技能让他终生受益。厉以宁说他至今还记得梁思庄讲过的一句话：“要学会用大百科全书，这是做学问入门的捷径。”

上大学时，厉以宁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是《波兰经济新面貌》，颇受经济系陈振汉教授的赏识，他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他告诉厉以宁，要学好经济学，理论、历史、统计的训练三者缺一不可，要在这三个方面同样下功夫。厉以宁不仅从陈振汉教授那里学到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他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厉以宁经常跟自己的学生讲：“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也正是在此期间，厉以宁养成了研读外文著作的兴趣，并在大学三、四年级时与赵辉杰合作先后翻译了苏联学者费拉托娃著《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由此对俄国经济史中的农奴制改革、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农民社会主义学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问题产生了持久兴趣。

1955年大学毕业后，他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员，具体工作是翻译俄文和英文的西方经济史参考资料，先后翻译了80多万字的文稿，从而积淀下了深厚的西方经济学功底。1962年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开始主讲《外国经济史》课程，由此走上教学一线，讲课范围涉及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国民经济计划等）、应用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工业经济学、企业管理学、农业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史、西方宏观经济学说史、经济史比较研究等领域。工作之余，厉以宁还研读了大量的哲学、文学、社会学、地理学专著和《史记》《汉书》《日知录》《松窗梦语》《阅微草堂笔记》《蕉窗雨话》《啸亭杂录》等传统史书与明清笔记小说。

从1978年到2018年，厉以宁相继出版了《西方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说史教程》《西方经济史探索》《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资本主义的起源》《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国民经济管理学》等40部学术专著，不仅对我国经济学研究和几代学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按照厉以宁所写诗词里的说法，读书和治学这件事，需要有“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的精神，至于最后的结果，则应“只计耕耘莫问收”。

厉以宁常讲，上大学和参加工作以后的读书要将兴趣、需要与将来深层次的研究相结合，读书要分精读和泛读，需要精读的书数量不多，大量的书可以是泛读，有些只看看目录和内容摘要就可以了，以便集中时间和精力反复阅读内容最重要、自己最感兴趣的书。读书过程中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胸怀大志、放眼天下，又要脚踏实地、虚怀若谷；既要获得必要的学科领域知识为基础，又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和视野。因为掌握了一定的读书方法，就等于有了一把研究问题的钥匙，以后自己就可以独立去打开知识和问题宝库的大门，至于在学问方面最终有多大后劲与成就，就只能看一个人视野的宽阔度了，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否则脱离实际、缺乏眼界是难以成才的，在当今经济与科技不断进步的时代尤其如此。

厉以宁对治学一生专注。他经常提起自己的老师——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教书。”厉以宁跟自己的老师陈岱孙一样，将自己的青春、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北京大学，贡献给了学生。在学生面前他总是那么温和、率真，在学问面前他总是那么严谨、严格。虽然肩负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并且作为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还有一些社会活动，但他对每堂课都高度重视，至少提前一个月认真筹备、提前15分钟到教室；对每个学生提出的问题都认真解答，直到学生对问题贯通和领悟；对学生提交的每篇论文都与学生反复研讨、推敲，直至亲自修改，堪称当代教师的楷模。虽然厉以宁获得过包括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改革先锋奖章等众多奖励，但他总是谦虚地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以前的一些老师更有资格获得这些奖励，我只是幸运地生活在了这个伟大时代而已。”

（作者系全国政协办公厅机关服务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