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南方周末》2015年10月15日

两位汉学家的意见

   从诺贝尔奖公开的提名档案来看，最早试图将文学奖推向中国的圈内人士，当属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无疑。身居瑞典学院院士之位近四十载，赫定总共只提名过五人，而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连续三年的提名都和中国有关：1938年赫定和其他三名瑞典学院院士一起，提名了以“中国题材”最后获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紧接着的1939年，赫定独自提名胡适为候选人，此后的1940年，他又和赛珍珠一起提名林语堂。

  赫定提名中国作家的念头，早在1920年代已经产生。为此，他首先咨询的是德国汉学家、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赫定和卫礼贤1923年底在北京结识，此时的卫礼贤尚在北京德国公使馆内任职。对精通汉语、在中国政界文化界结交广泛的卫礼贤，赫定很为器重，北京一别之后两人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1924年11月中旬，在给卫礼贤回德后的第一封信里，赫定便谈及了提名中国作家的设想，此时也正是瑞典学院确定当年诺贝尔奖获奖人选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我们曾赠予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诺贝尔奖，他还亲自到斯德哥尔摩来。中国文学目前的状况如何？那里还有没有可考虑的，在世的、真正的大作家，还是说那里的文学也和欧洲一样处于衰落期？我们只能通过译文来评判泰戈尔，对中国我们也只能这样。（1924年11月12日，本文中赫定与卫礼贤信均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卫礼贤遗稿档案）

  对赫定的这一想法，致力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卫礼贤自然兴奋异常，两周后他便给赫定写去一封长信，在重点推荐梁启超的同时，又把胡适和徐志摩作为候补人选，并且表示自己可以翻译他们的作品。

  我认为把诺贝尔奖授予一位中国作家的想法非常出色。这将必然在文化政策上具有最深远的影响。我尚不清楚，哪个方向的人选会被考虑。作为对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都有涉猎的学者型作家，则现代人文领域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应被考虑。……梁启超现在致力于保护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以使得这些精华在新时代的新需求下得以拯救，但不是用僵死的保守主义，而是以严格的学术精神。他也是中国新语言的创造者之一，因此赢得了一定的影响力。假如他能被作为人选考虑，则我可以和他接触，并遴选、翻译他的作品。除他之外还有几位年轻一些的人选：1.胡适，哲学家、改革家，很激进，尽管年轻，却具有惊人的学识，而且充满激情。2.徐志摩，年轻的白话诗人，萧伯纳和泰戈尔的学生。这两位的作品我也可以翻译。但我倾向于梁启超，因为他更具代表性。（1924年11月29日）

  赫定在瑞典学院朗读了卫礼贤的这封来信，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也全都在场。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对赫定的建议虽然感到震惊，却又不失兴趣。这一年的圣诞之夜，赫定提笔给卫礼贤写信，告知同仁们的反应。

  ……有人建议（许克和诺里），让我非正式地和你接触，暂时、谨慎地深入这个问题。也有人问：假如有六七个名字被推荐的话，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谁是他们中间最为出色的呢？

  首先可以考虑的是文学作者，也就是依据想象力创作者，其次是那些对现有资料进行加工的作者，或者哲学家。莫姆森和倭铿都得到了诺贝尔奖，所以梁启超也完全可以作为人选。所有人都认为，必须通过翻译来知晓和理解作者……

  不过，现在可是圣诞夜。以后我会再谈详细的情况。这件事情当然得保密，别让中国人产生或许无法实现的期望。（1924年12月24日）

   赫定提到的莫姆森（Theodor Mommsen）和倭铿（Rudolf Eucken）是德国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两人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家，莫姆森是知名的历史学者，也译为蒙森，以其五卷长篇巨著《罗马史》而获奖，倭铿（一译为鲁道尔夫·欧肯）则以其生命哲学而闻名。赫定似乎意在说明，梁启超也完全可以其学术成就而成为文学奖候选人。

 也就在和卫礼贤讨论这个话题的同时，赫定还去信征询瑞典汉学家高本汗（Bernhard Karlgren）的意见。但高本汉在回信中不仅对梁启超和胡适等人选不予支持，甚至对推举中国候选人之事根本不为看好：

  ……就我所见，无论在叙事文还是诗歌方面，新中国尚未诞生任何重要作家。假如梁启超、章太炎和胡适等人的最优秀的作品翻译成西方语言的话，尽管这些文章对中国人很重要，但根本不会得到欣赏。我因此认为，目前根本无法找到任何一位诺贝尔文学奖人选。（1924年12月20日，摘自马悦然英文版《高本汉：一个学者的肖像》）

  赫定在圣诞之夜给卫礼贤去信时，很可能尚未收到高本汉的这封回信，未能了解到高本汉对提名的比较负面的意见。所以，他在给卫礼贤的信中对梁启超作为候选人似乎仍然是颇为乐观的。

  在寻找中国候选人一事上，不谙中文的斯文·赫定必须倚靠两位汉学家的意见，但中国新文学却并非他们的研究重点。高本汉以研究汉语语音为本业，他的传记作者马悦然也承认，在中国期间的高本汉恐怕很难有时间关注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相比而言，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年，长年从事翻译的卫礼贤是赫定更为理想的咨询对象。但卫礼贤此前主要的兴趣和精力都集中在经典著作的翻译上。从1922年春到1924年夏在北京德国公使馆就职的这两年中，卫礼贤除忙于公使馆的日常事务和在北京大学德语系的课程之外，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于筹备他设想中的“东方学社”和《易经》的翻译。从他这个时期的日记及和妻子、友人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卫礼贤也并无暇深入观察。不过，在北京期间，卫礼贤和文化界领袖人物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来往频繁，更和张君劢、徐志摩等结为挚交。因此，他从熟悉的朋友圈内挑选出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三人推荐给赫定作为候选人，并不令人意外。

  而高本汉显然也知道自己对中国新文学知之不多，因此他在给赫定的信中还提出一个建议：

  为避免太轻率地处理这项重要使命，我还将和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教授讨论此事——当然我不会提及诺贝尔奖——他是语言革命的领袖之一，也是我的密友，他目前正在巴黎学习语言学。假如他能够根据中国最知名的评论家的意见，提出和西方重要作家或者和泰戈尔相当的人选，我会立刻关注他的作品，并且告知你我的看法。（同上）

  高本汉提到的这位“来自北京的年轻教授”显然就是刘半农。我们没有资料了解高本汉之后是如何向刘半农征询意见的，也不知道刘半农是否就此做出回复。次年3月刘半农在巴黎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6月举家启程回国，9月他又重回北京大学执教。刘半农和诺贝尔文学奖人选再一次扯上关系，已经是在两年多之后，也就是那段“鲁迅谢绝诺贝尔奖提名推荐”的著名公案。

  1925年的秋天，赫定和卫礼贤两人才在来往信件中重拾文学奖候选人这个话题。卫礼贤给赫定寄去他主编的首期《中德季刊》，上面刊登有他翻译的梁启超的文章《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似乎有意让赫定进一步了解他所推荐的人选。但可能是受了高本汉的影响，赫定的回信却只字未提及梁启超，反而对《季刊》中卫礼贤翻译的明人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大为赞赏。他评价说：

  《中德季刊》给我带来快乐。第一期很有力，特别是您的游记和杜十娘的故事——这是一篇引人入胜的小说！假如有一位现代的、还在世的作家能常常写出类似的作品，他就有可能得诺贝尔奖。（1925年10月14日）

    约四个月之后，赫定再致信卫礼贤，居然又一次提及杜十娘这篇小说。

假如中国人今天还能写出杜十娘这样的小说的话，那么得诺贝尔奖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1926年2月4日）

  赫定绝口不提梁启超，反而一味赞美古典小说，似乎在向卫礼贤示意，他已经转而倾向于提名文学作者。而卫礼贤也在回信中又一次提及徐志摩：

 在中国确实有一位年轻诗人，萧伯纳和泰戈尔的朋友，他写了很优美的作品——我将翻译一些他的作品给您看。（1926年2月12日）

  赫定与卫礼贤书信中关于诺贝尔奖人选的讨论至此戛然而止。也就在这一年的10月底，赫定获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赞助，前往北京启动他的中国西北考察项目。

文坛公案“鲁迅谢绝推荐”的背后

  抵达北京后的赫定未能料到，他的考察计划虽然受到北洋政府的批准和支持，但却遭到来自北京学术界的激烈反对，而代表学术界人士和他谈判的，恰恰就是刘半农。1927年4月，赫定和反对人士组成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终于达成协议，共同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5月，赫定率考察团离开北京。斡旋其中的刘半农被推举为坐镇北京的考察团理事会负责人，直到他去世，刘半农都一改初期的态度，成为赫定西北考察的坚定支持者。

   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刘半农、台静农就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征询鲁迅意见的事情。据当事人台静农的回忆，刘半农是在9月中北大同事魏建功的婚礼上和他谈及此事的。刘半农不仅知道赫定有意提名中国作家，也还明确知道到“有人在积极为梁启超运动”。刘半农有意向赫定推荐鲁迅，便委托台静农探听鲁迅的意见，因此也就有了鲁迅给台静农的回信。鲁迅在信中婉拒了刘半农的“好意”，还表示“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从高本汉要向刘半农征询意见，到刘半农有意推荐鲁迅，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半，期间无论发生了什么，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赫定并未从高本汉-刘半农的这个渠道，得到过关于人选的任何新建议。

  在为西北考察团而进行的谈判当中，赫定不可能不知道，他所面对的主要谈判对手正是高本汉当年信中所说的“来自北京的年轻教授”，高本汉信中提到的那些身份特征实在太明显。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在与刘半农的谈判中，为充分表示自己对中国知识界的善意和尊重，以赢得刘所代表的学界人士的支持，赫定谈及自己有意提名中国作家的想法，并也可能透露出梁启超是被推荐的人选。

  另一位当事人魏建功五十年代写的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评论此事说，“刘半农托付静农这件事，我还在场……这斯文·赫定是用阴谋手腕的老手，拿瑞典诺贝尔奖金的华冕来取悦中国学者是一份现成的人情，刘半农向先生动议就是斯文·赫定给他谈后的事。”魏建功这段话的时代色彩十分强烈，但如果剔除其中政治审判的成分，则他的说法倒多少可以印证以上的推测，也就是刘半农的确是在和赫定的谈判中得知诺贝尔奖提名一事的。

“第二人选” 胡适

  在他众多的出版物中，赫定都严守规则，从未泄露过诺贝尔奖评选内情。但在现实生活里，他似乎也难以完全守口如瓶。1929年2月25日，胡适和赫定在从北京到南京的火车上不期而遇。两人在北京期间，正遇上梁启超病逝和随后的葬礼。也许是因为卫礼贤推荐的“第一人选”已经去世，赫定便干脆直截了当地和“第二人选”胡适谈起了缠绕他心头多年的话题。胡适在第二天的日记里记录了赫定的话“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和鲁迅不同的是，胡适对赫定提名的好意并不拒绝，但他却并无意接受赫定的建议，为了获奖而去翻译自己的作品。

   在1927-1935长达八年的西北考察期间，赫定非常信赖的卫礼贤已经病故，他推荐的三位人选中的梁启超、徐志摩相继去世，知晓其事并热心参与的刘半农也意外身亡。奔波于考察现场和北京、瑞典之间的赫定倒有机会和胡适在不同场合多次见面，他对于胡适的了解也益愈加深。1938年，赫定在给美国加州大学的德籍汉学教授莱辛（Ferdinand Lessing）的信中，称胡适为自己“在中国时最好的朋友，一个绝对优秀的人，具有如此聪明的头脑，如此友善”。（1938年3月3日，本文中赫定致莱辛信均见瓦尔拉芬斯编：《费迪南德·莱辛生平著作集》）

斯文·赫定的提名动机

  把赫定提名中国作家的动机与他的西北考察联系起来的，并非只有魏建功一人。这种说法认为赫定是以提名来换取中方对其考察项目的支持，但这显然既不确切也不公平。赫定和卫礼贤探讨中国作家的提名，早在其西北考察项目成型之前，只是因为人选和译本等原因，始终没有具体进展。而在西北考察项目落下帷幕，中国面临强敌、深陷民族危机之时，此时远在瑞典并无求于中方的赫定却连续三年提名和中国相关的作家。如果说，赫定早期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敬意和对中国知识界的善意的话，那么他1930年代末的举动中恐怕还增加了对抗战中的中国极度同情的因素。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赫定支持中国抗战的立场十分明确。1938-1939年间，印度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和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就日本对华战争的正当性爆发一场笔战，泰戈尔曾给赫定寄来一封他给野口米次郎公开信的德文译文。泰戈尔在信中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驳斥野口米次郎为日本辩护的立场，对此赫定表示极其钦佩，称赞这封公开封信是“体现最高层次人性的文件”（斯文·赫定德文版《我所遇到的伟人》）。1939年，赫定还在中国大使馆的建议之下，写成《中国元帅蒋介石》一书，此书发行了瑞典语和英语版本。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他写道：

  像所有中国的真正的朋友和敬仰者一样，我对日本进攻它的伟大的邻国，以及从1937年7月7日开始的大规模侵略深深地感到悲哀……我完全相信，日本人永远不会达到他们的目标。（斯文·赫定英文版《中国元帅蒋介石》）

  因为赫定的亲华立场不符合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这本书在赫定拥有庞大读者群的德国果然如其所料被禁止出版。他在给莱辛教授的信中说：

  我无限敬仰蒋，憎恨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忍。这本书可能在德国会被禁止。另外，我完全不相信，日本人会取胜。中国人是顽强的，他们的抵抗也是伟大的。希望他们能坚持到胜利。（1939年6月17日）

   1931年赛珍珠发表的中国题材英语小说《大地》畅销欧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美人士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这本小说发表的七年之后，也就是中国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斯文·赫定和三名瑞典学院院士联合提名赛珍珠。无论评论界对赛珍珠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观点如何，这个结果似乎给了赫定更多的动力。卫礼贤十四年前推荐给他的三位人选中只剩下了胡适一人。相比十多年前卫礼贤纸上的推荐，此时的赫定对胡适的人品与学识早已有了第一手的了解。而此时的胡适也已被迫走出学者的书斋，以驻美大使的身份为抗战中的中国游说各界。此时此刻，胡适著作译本的缺失，其文学成就的高低，及学术方向与文学奖的错位等等，似乎都已经不再是赫定的主要顾虑了，提名本身便是一种立场的表达。因此，在赛珍珠得奖后的第二年，他又独自一人提名胡适作为文学奖候选人。同样，一年之后，当赛珍珠以文学奖得主的身份提名另一位中国作家林语堂时，赫定便又成为林语堂的提名者。

   1940年2月，以《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闻名于世的瑞典学院院士塞尔玛·拉格洛夫给赫定写信，表达她希望林语堂能够获奖的愿望。

   ……我几天前给皮尔·哈尔斯特姆去信（我刚刚拿到今年诺贝尔奖的提名名单），向他表达了我的意见，瑞典学院今年应该把奖颁发给赛珍珠提名的那位中国人。我们要是能把奖颁给这个文化古国的一个儿子，那将真是美好的。（1940年2月14日，摘自斯文·赫定：《我所遇见的伟人》）

  写完这封信后不到一个月，拉格洛夫便去世了，她未能知道该年的诺贝尔奖最后因为欧战的蔓延而取消。对于习惯把诺贝尔奖看作世界文学最高标尺的人来说，拉格洛夫信中举出的颁奖理由也许令人失望，但这也最好地解释了赫定把诺贝尔奖推向中国的纯朴动机，那就是，为这个他所敬仰的文明古国做一件“真是美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