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民主同盟的史册，最耀眼的两位银髯飘逸、昂然端肃的长者神貌即映入你的眼帘。二人中，高者为继黄炎培之后第二任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先生；矮者且头似寿星的为继张澜之后第三任民盟中央主席、当年赫赫有名的“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先生。

    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1905年以新科进士赴日本留学，习政法。回国后参加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参加倒袁、护法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曾任护法国会参议院议员、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司长。1926年参加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任秘书长等职，次年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1936年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遭国民党迫害，为“七君子”之狱一员。出狱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代表救国会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建工作，曾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1947年11月民盟被非法解散后，沈钧儒于1948年1月在香港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重建民盟组织，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赴解放区筹备新政协。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沈钧儒先生矢志为国，刚正不阿。他从1907 年从事立宪救国运动开始，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强盛，为了民主宪政奋斗了整整20年，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道路，几经杀身之祸，     但他从不绝望。为了替国家培养一些宪政和法治人才作点扎实有益的工作，他决定暂时离开一下现实政治，从事法律教育和律师工作，于1927年出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任教期间，他坚持民主办学，主张学术研究要言论自由，因此深受学生欢迎。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次牵动了沈钧儒那颗忧国忧民之心。他立即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洪流之中。并于同年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多次上书南京国民党中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激怒了爱国群众。沈钧儒等人又发起组织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在“九一八”五周年当日，他不顾当局禁令，带头率几千人上街游行示威，不畏军警的铁棒刀枪，不理会蒋介石的点名警告。10月，又主持了鲁迅的公祭，把有五、六千人参加的送葬礼搞成抗日救亡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以及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上发表讲话、以救国会名义致电张学良等国民党将领、援助上海工人反日大罢工等等活动都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结果沈老先生和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一同被捕，成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在狱中，沈钧儒先生被公推为家长。他和大家一起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坚决不写悔过书，坚持爱国无罪。在法庭上，“七君子”义正词严，驳得检察官哑口无言，狼狈不堪。沈钧儒虽身陷囹圄，但他想的却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审讯退庭后，他感慨万千，以诗抒怀：

                我不要这种胜利！

                眼看地图变了颜色；

                六千万同胞沦亡在深渊之底，

                我们如果还有一些人气，

                哪里有心思来与自家人斗鼠牙，争虫臂！

                我早已忘掉了我自己。

                我祈祷着这一天：

                能把我的血，飞洒到关外数千里与天无际的白云上，

                把我们的骨，深埋在那一边的土里，

                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也是我们民族的胜利！国家的胜利！

                我再也不要其他的胜利！

    他的诗表现出一个革命者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坚定信念。“七君子”的爱国行动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支持，宋庆龄等知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在全国各方面的压力下，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不得不释放了他们。当他们走出狱门之时，各界群众闻讯赶来迎接，口号声、爆竹声高入云霄。沈老先生代表其他六人向大家表示：“可以告慰于大家的是，我们出狱与入狱时一样，主张没有变更，我们决不改变我们的宗旨，决定和过去一样，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

    抗战胜利后，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他又发起创办了《民主生活》杂志，并领导中国民主同盟拒绝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民大会”。

    1947年5月20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联合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请愿示威，遭反动军警殴打，有百余人受伤，20余人被捕，是为“五·二O”惨案。此时的沈钧儒依然不畏强暴，亲往上海市政府抗议，提出释放被捕学生，免费医治受伤同学，严惩凶手，军警不得干涉学生开会等要求。其刚正不阿的品性深获爱国青年的敬重。

    沈钧儒先生一生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孜孜不倦。他在《民主生活》周刊的《发刊词》上说“只有民主，才能保证我们的胜利，使人民得到胜利的果实，享受种种自由，过着和平幸福的日子；只有民主，才能保持我们已经取得了的崇高的国际地位；……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始终是站在人民方面的。我们愿意做人民的喉舌，用我们的笔来反映人民的公意，喊出人民的苦痛，启发人民的觉悟，协同人民前进，以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虽然受到特务的种种威胁，但他毫不畏惧。在一次出席上海40余团体的欢迎会上他慷慨激昂的说：“人民得不到自由，不能对政治有所发言；要解放人民，才有自由可言。……无论在政治社会各方面和舆论方面对于中国民主前途，人民基本自由，大家来推动，才能够得到确实的保障。”在中国民主的道路上，沈老先生无愧为革命的先驱。

    沈钧儒先生从不看重功名利禄，一生以清廉正直著称。他是当时法学界的名流，以主持正义、不畏强豪称誉于法律界，打官司求他代为辩护的人门庭若市，但他接案却有所选择。不正义的即使再高的回报也被他拒之门外；而对于贫苦人或受难的革命者，他却常常免费辩护，甚至给予资助。1936年8月，当他得知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因缺少经费无法出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世界青年大会时，他立即帮忙筹措，拿出400元相赠。因此，他常常私囊拮据，要靠卖书画帮补生活。

    解放后，沈钧儒先生积极投身共和国的建设，为国事日夜操劳。然而，在反右斗争中，他也曾感到迷惑不解。因此，有人说他对“右派”有温情，表现不坚定。如今看来，他的这种既信赖党，又能实事求是，不随意盲从苟同的二重心理和态度正是反映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品格。1963年元旦，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敬老宴会，会上周总理祝贺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的沈钧儒90寿辰并称之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赞扬他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

   1963年6月11日，沈钧儒先生与世长辞。

   他一生嗜石成癖，命名其书斋为“与石居”并书诗一首以自喻。郭沫若题沈老“与石居”中“与石居者与善游，其性既刚且能柔。柔能为民役，刚能反寇仇。先生之风， 超绝时空。”的诗句可谓为对沈老先生一生品性的最好评价。

                                                                (吴少云)